慧能与神秀
李豫川
当年五祖弘忍门下,可谓人才济济,堪为人师者,有“十大弟子”之说。据《楞伽师资记》引用玄赜《楞伽人法志》的记载说:弘忍圆寂之前二日,亲语玄赜曰:“吾一生教人无数,好者并亡;后传吾道者,只可十耳。”这十个人,据说就是上座神秀、韶州(广东新兴)慧能、资州(四川资阳)智诜、白松山刘主簿、华州惠藏、随州玄约、嵩山老安、潞州法如、扬州高丽僧智德和越州(浙江绍兴)义方。这些弟子分头弘化,以长江沿岸的大别山为中心,将禅宗东山法门扩充到北至长安,西至剑南,东至越州,南至广州的全国各地,一时大江南北,禅风高扬。
而在此十人中,最突出和影响最大的当数慧能和神秀。两人虽然是同一师承,但所传禅法却不尽相同。慧能在南方,其禅法宗《般若》为顿门;神秀在北方,其禅法宗《楞伽》为渐门,世称“南能北秀”或“南顿北渐”。后来南禅北移,其方法更为简便,使神秀在北方的禅法逐渐失势,南禅遂进而形成一统的天下。
慧能(638—713),岭南新州人。三岁丧父,由母亲抚养成人。家境贫寒,只能靠上山打柴和帮人做零活维持生计。一日,慧能上街卖柴,有人买了他的柴,叫他把柴送到旅店。在旅店门口,慧能听到有人诵《金刚经》,似有所悟,久久不肯离去。当他得知五祖弘忍禅师在蕲州黄梅冯茂山传法时,就产生了北上求法的念头。他33岁时,取道韶州曹溪(今韶关)北上求法,一路风尘仆仆,直奔黄梅五祖道场而来。弘忍初次见到他,便问:“你从哪儿来?”
慧能答:“从岭南来。”
弘忍问:“你到这里想干什么?”
慧能答:“不求别事,只求作佛。”
弘忍说:“你这个獦獠,又是岭南人,怎么能够成佛呢?”
慧能答:“人虽然有南北之分,佛性却没有南北之别。我这个獦獠,形象上虽然与和尚不同,但佛性又有什么差别?!”
五祖听了,知道慧能上根利智,非同常人,对这个“卖柴娃”颇为赞赏,遂安排他到碓坊舂米。
舂米是一桩苦差事,慧能生得矮小,体重不够,为了踏碓,他不得不在腰间拴上一块石头增加重量,昼夜不停,勤勤恳恳地干了八个月。
一日,弘忍把大众召集到一起,说:“生死事大,无常迅速。我已经老了,当选一名接法人,以确保祖师的法脉不断。佛法不可思议,贵在实证,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记住了我所说的法语,就算了事。你们各自根据自己的修行体会,写一首偈子给我看看,如果有人契悟了佛意,我就把法衣传付给他,立他为六祖。”
当时,五祖门下,以神秀上座最为出色。他是教授师,兼通内外之学,经常为大众讲经说法,并且得到了五祖的器重和众人的敬仰。他作了一首偈子,趁夜深人静的时候,偷偷地写在廊壁上:
身是菩提树,心如明镜台;时时勤拂拭,莫使惹尘埃。
次日清晨,弘忍看见此偈,知是神秀所作。这首偈子虽然没有明心见性,但依此修行,还是可以获大利益,免堕恶道。故弘忍还是当着众人的面对这首偈子大加赞叹,并且要求大众焚香读诵此偈,依偈而修。但私下里,五祖还是告诉神秀:“你这首偈子,还没有明心见性,见地还不到位,还在门外。如此见解,欲觅无上菩提,了不可得。无上菩提须于当下识自本心、见自本性中觅取。”并吩咐他再作一偈。
一日,慧能正在碓坊舂米,听到外边有人在诵神秀之偈,便上前打听,方得知此事。当时,江州别驾(相当于现在的副州长)张日用正好在旁,慧能说:“我也有一首偈子,请别驾为我写上。”于是慧能念偈道:
菩提本无树,明镜亦非台;本来无一物,何处惹尘埃?
张日用帮他写在壁上,大众看后,无不惊愕!弘忍担心有人会对慧能不利,就把这首偈子抹掉了,还说:“亦未见性。”大家听后,也就不以为意了。
次日,弘忍私下来到碓坊,见慧能腰间系着石头舂米,便说:“求道之人,为法忘躯,就应当像你这个样子。”并问:“米舂熟了吗?”慧能回答:“米熟久矣,犹欠筛在。” 弘忍便用拄杖在碓头上敲了三下离开了。慧能是何等灵醒之人,马上领会了弘忍的意思,于当天晚上三更的时候,偷偷地来到丈室。弘忍用袈裟将慧能围起来,给他讲解《金刚经》。当讲到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的时候,慧能豁然大悟,一连说了五个“何期”,以表达自己悟道时的惊喜和见地:
何期自性本自清净!
何期自性本不生灭!
何期自性本自具足!
何期自性本无动摇!
何期自性能生万法!
弘忍知道慧能已经大悟,便将顿教法门以及祖师衣钵传付给他。
在慧能之前,禅宗一直是单传。自慧能以后,禅宗很快在大江南北盛传开来,并形成了“一花五叶”的繁荣局面。在佛教史上,中土人士的著述被称之为“经”的,只有慧能禅师一人。
神秀(606—706),陈留尉氏人(今河南尉氏县),13岁出家,20岁在东都天宫寺受戒,是一位极博学的僧人。史书称他:“游问江表,《老》《庄》玄旨,《书》《易》大义,三乘经论,说通训诂,音参吴晋。”神秀50岁时到东山寺参礼弘忍,“服勤六年,不舍昼夜,大师叹曰:‘东山之法,尽在秀矣。’命之洗足,引之并坐,于是涕辞而去,退藏于密。仪凤中,始隶玉泉(寺),名在僧录,寺东七里,地坦山雄,目之曰:‘此正楞伽孤峰,度门兰若,荫松藉草,吾将老焉。’云从龙,风从虎,大道出,贤人睹。”(见张说《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》)直到弘忍入灭后,才到当阳玉泉度门寺弘法,使该寺成为中原禅法重镇。“岐阳之地,就者成都;华阴之山,学来如市;未云多也。”神秀虽然在玉泉寺出家,却不住在寺内,而是在寺外十几里的岩石上结草为庵,可见其修行精进。后人记载神秀“年过九十,开室岩居……两京学徒,群方信士,不远千里,同赴五门,云集雾委,虚往实归”。当时的神秀,已经名满天下。
神秀的禅法理论,集中体现在他的《观心论》中。弘忍的“守本真心”,以妄心不起,真心不失为解脱。神秀继承了这一理论,他从“一切善恶,皆由心发”出发,强调观心的重要性,认为心既是“众善之源”,也是“万恶之主”,一切诸法,唯心所生,若能了心,万法俱备。
神秀认为,心有“净心”和“染心”两种差别。若随染造恶,则沉沦三界,受种种苦;若观心修行,除染还净,了悟本觉真心,即得解脱。根据这一理论,他进而提出,观心的根本要求就是摄心守净,去恶离染。神秀把贪嗔痴三毒视为种种烦恼和邪恶的根本,把依六根而起的六识视为损真如体的“六贼”。求解脱者,就是除三毒,净六根,以除一切苦,这也是修行的内容和要达到的目标。
神秀把观心和念佛联系在一起,特别强调“口诵”和“心念”的不同,认为“在口曰诵,在心曰念”。诵在口中,执著音声之相,是邪念;念在于心,念从心起,了知自心清净,才是正念。只有“正念”才能达到妄想并除,常守本觉的观心要求,最终实现解脱。
神秀反对在修行活动中“修伽蓝,铸形象,烧香,燃长明灯”等外在的形式主义的求佛之道,认为“若不内行,唯只外求”是不可能达到解脱的。在这点上,他与慧能是一致的。
神秀在弘忍的众多弟子中,是仅次于慧能的出类拔萃的人物。他不仅学问高深,还深得皇室宠幸。
武则天在光宅元年(684)临朝执政,六年后改国号为周,自称“神圣皇帝”。在中国这个根深蒂固的男权社会里,由一位女性来当皇帝,其难度之大,可想而知,必须要找到充分的理论依据,否则难以服众。中国传统观念认为“牝鸡司晨”是不吉利的,而此时有人发现,佛教《大云经》中,曾讲到一位净光天女为弥勒佛转世,将要成为女王,天下人为之崇拜归顺,有君权神授的神秘色彩,他们认为这位净光天女就暗喻武则天。武氏闻之,大喜过望,认为这是神的旨意而大加宣传。她当上皇帝后,认为佛教经典为其登基提供了理论依据,功不可没,遂一改李唐皇室“道在前,佛在后”的传统,高扬佛法,抑制道教。为了深入推行以佛治国的思想,她遍请天下高僧到宫中奉养,借以提高她在僧俗两界的地位。
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,神秀被请入洛阳宫中。武则天对神秀非常礼遇,入皇宫时,武则天亲行跪礼。《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》云:“趺座觐君,肩舆上殿,屈万乘而稽首,洒九重而宴居。传圣道者不北面,有盛德者无臣礼。遂推为两京法主,三帝国师,仰佛日之再中,庆优昙之一现。”可见皇帝对他圣眷之隆。
神秀人品光明磊落,心量广大,虽然慧能后来居上,得了本该属于他的六祖衣钵,但他并未对慧能有什么成见和嫉妒心,反而推崇备至。他后来荣升“两京(长安、洛阳)法主,三帝国师”,成了武则天的座上宾,“亲加跪礼……时时问道”,我们可以想象,如果在这时,他要在武则天耳边“打点小报告”、“下点烂药”,慧能还能活得成吗?但是,神秀不仅没有这么做,相反,他还一再向武则天推荐慧能,赞扬他比自己更有“道行”。这恐怕是常人难以做到的。武则天听了神秀的推荐,专门派人去岭南恭请慧能上京。虽然慧能托病婉辞,但还是可见神秀的一片好意。唐中宗李显即位后,神秀再次向他推荐慧能,并诚挚地告诉中宗:只有慧能才是五祖弘忍密授法衣的嫡传弟子,其顿悟学说已为天下僧众所接受。由此可见,神秀起码是一个襟怀坦白,正直无私,“对事不对人”的光明磊落的和尚。历史应该这样评价他,才是公允的。
神龙二年(706),年届百岁的神秀示寂,长安城“送葬僧俗,数逾十万”。朝廷追谥为“大通禅师”,并为他建三座大寺,以示纪念。当时的宰相、唐代最具名望的散文家张说(667—730)为其撰写了碑文,备极哀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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